数字问责推动治理创新

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

　作者：赵敬丹（教授）

　　“问责”最早源自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政治体制，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“君子问难”和“自责”的概念，并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出独特的政治文化。在中国古代，君主或统治者有责任对国家、政府和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这种责任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部分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观之一。在现代中国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，“问责制”作为一种施政原则和管理方式，被用来监督和追究政府官员在职责履行、行为失范、职务违法等方面的责任，以保证政府的廉洁、公正和效能。

　　数字问责的治理效能

　　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普遍应用，人类社会进入到史无前例的大数据时代。数字技术正以不可逆转之势嵌入经济、社会以及各层级政府部门，在公共管理领域形成了多样化的数字治理新形态。数字问责也进入大众视野，推动数字治理实现透明、精准、精细化。

　　数字问责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化手段，通过数据采集、整合、分析和展示，对政府、机构、企业等相关主体在数据管理、处理和使用过程中的行为进行监督、评估和追溯，以实现责任明晰、权力约束和治理过程的透明化，确保其符合法律法规、道德准则和责任义务，并对其不当行为进行追究和惩罚。数字问责的引入可以弥补现有问责方式的不足，提高问责的全面性、客观性、及时性、效率性和精准度，促进公共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。

　　首先，传统的问责方式受限于信息的有限性和主观性，难以全面准确地评估相关主体的行为和决策。而数字问责可以基于对大规模数据的分析和挖掘，提供更全面、客观的评估结果，有助于更准确地判定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。其次，传统的问责方式可能存在数据滞后、信息更新不及时的问题，使得行为评估和问责可能存在时间延迟的情况。而数字问责可以基于实时数据的收集和分析，及时监测和评估相关主体的行为和决策，使得问责能够更加及时地进行。最后，传统问责方式对信息的收集、整理和分析存在一定的人力和时间成本，工作效率有限。而数字问责可以借助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，实现对大规模数据的高效处理和快速分析，提高问责的效率和精确度。

　　数字问责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传递和共享，通过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等渠道，政府、企业和公众可以迅速获取和发布信息，信息的传递和反馈速度大大提高。第一，数字问责强调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。数字技术使得信息更加易于获得和流通，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和应用程序了解决策的过程和结果，实现信息的对等和公正。第二，数字问责提供了更广泛和多样的监督途径。公众通过网络平台可以进行多方面监督，通过评论、点赞、举报等形式参与问责过程，形成多元化的监督力量。第三，数字问责倡导数据驱动的决策。通过数据分析和监测，数字问责可以对决策的实施和效果进行实时评估，权衡决策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，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。

　　尽管数字问责在许多方面具有优势和潜力，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弊端和挑战，如数字鸿沟，可能会排除一些人群的参与，降低问责过程的代表性；不平衡的参与，导致少数声音主导或公众舆论失衡；虚假信息和滥用，可能会干扰公正的讨论和决策，影响问责的效果；隐私和安全问题，可能会影响公众对数字问责过程的信任；等等。这些弊端需要认真对待，并通过合适的政策和机制予以解决，以确保数字问责的公正性、透明度和有效性。

　　数字问责的实施路径

　　数字问责在数字时代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充和完善，为治理提供了新的机制和路径。数字问责的实施路径具体如下：

　　第一，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。数字问责的实施需要依赖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平台。政府、企业和公共机构应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，提升信息系统和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，提高数据收集、存储、处理和分析的能力。

　　第二，优化机制设计。数字问责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和规则来确保信息的透明、责任的明确和监督的有效。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制定数字问责的政策法规，明确问责的对象、范围和程序，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和机制，确保数字问责的实施和执行。同时，建立响应机制和追责机制，明确不当行为的处理方式和后果。对于违规行为，要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罚，以发挥警示和威慑作用。

　　第三，推进公众参与。数字问责的核心在于强调公众的参与和监督。政府和相关机构应积极引导并支持公众参与数字问责的过程，通过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等渠道，提供便捷的参与和监督途径，鼓励公众表达意见、提出建议和举报不当行为，实现多元化的监督。

　　第四，加强数据治理。数字问责离不开数据的支撑和运用。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加强数据治理，包括数据收集、整合、共享和保护等环节，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安全，保护个人隐私，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和应用价值。

　　通过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、优化机制设计、推进公众参与和加强数据治理，数字问责可以得到有效推动。但这些路径不是孤立的，它们相互连接、相互促进，构成数字问责实施的综合路径。在实施数字问责的过程中，应根据实际情况和特定领域的需求，灵活地选择和组合这些路径，以实现数字问责的最佳效果。

　　总之，有效的数字问责更加强调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，促进数据主体的权益保护，提高数据质量和可信度，推动数据驱动的决策和创新，从而增强政府、企业等相关机构决策的透明度和责任意识，推动公共政务事务治理的公正性和民众参与的效果，提升治理质量和社会福祉。

　　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乡村数字治理的协同机制及其效能优化研究”（21BZZ013）阶段性成果）